。这次召见“为时颇久，所言皆系国政腐败，必须极力推行新政之语”。谈话进行到最后，光绪问袁世凯：“如果我交给你统领军队的职责，你能忠于朕吗？”袁世凯答：“臣当尽力报答皇上之恩，一息尚存，必思效枕。”于是，光绪皇帝为之欣然，随即下了一道谕旨，越级提拔袁世凯为侍郎候补。
第二次召见是在9月20日（八月初五），即政变发生前一天。这次召见是袁世凯离京前向光绪皇帝请训。关于此次召见的内容，有关史料出入较大。一种说法是，光绪在与袁氏谈话时，面付朱谕，令他回天津，先到天津督署内抓荣禄，然后星夜带兵入都，围颐和园，软禁太后。为了袁氏执行命令方便，光绪还特地赐他一支小箭，以作凭证。
另一种说法是，那次召见为时较短，光绪只是对袁说：“你练兵甚好，以后可与荣禄各办各事。”这句话听上去似乎别有深意，好像暗示袁世凯，他的军队可以不听荣禄的指挥，至于面授朱谕，杀荣围园，皇上并未说到。
对以上两种说法，袁世凯自己说法不一。他曾公开表示皇上没有面付朱谕，而在给其兄世勋的信中又有“面见皇上，授于密诏”之句。究竟哪一个是实话，不得而知。
至于皇上两次召见，一般认为这是维新诸臣刻意安排的结果。他们是想让袁世凯明白，这件事是有皇上支持的，他尽可放手去干。而对袁氏来说，短短几天竟两次蒙召，实为难得的殊荣。不过，此时的袁世凯也处在风口浪尖，何去何从，必须做出抉择。然而，这个抉择并不轻松。从种种资料分析，袁世凯当时的心情颇为复杂。面对帝后两党，这种站队事关重大，一旦站错了则万劫不复。
9月18日（八月初三）夜，即皇上两次召见袁氏之间，谭嗣同曾来袁世凯下榻的法华寺，与他进行了一次重要的谈话。据袁世凯《戊戌日记》说，这次谈话的要点是，谭嗣同要求袁世凯率兵救驾，杀荣禄，围颐和园。
谭嗣同说：“皇上有大难，非公不能救。”接着又说：“我想初五奏明皇上，让你初五请训，到时面付朱谕一道，令你带本部兵马开赴天津，见到荣禄，即出朱谕宣读，就地正法。然后，让你代直隶总督，传谕僚属，张挂告示，布告荣禄大逆罪状，并封锁电局、铁路，迅速入京，派一半兵马围颐和园，一半兵马守宫，大事可定。”
然而，袁世凯对谭的说法并不认可。因为他手中的新军只有七千余人，而京津董福祥部、聂士成部，加之淮练各军七十多营及北京神机各旗营，力量对比悬殊。哪能那么轻易就“大事可定”？但谭嗣同是皇上身边的近臣，他也不能得罪，只好虚与委蛇，推托说：“此事关系重大，不能草率决定。再说你今夜请旨，皇上也未必允准。”
谭嗣同说：“我自有挟制之法，皇上不能不准。”
事后，袁世凯在给其兄世勋的信中曾说，当我听谭嗣同说到“挟制”二字，立时“不寒而栗”。为何如此？因为挟制，便有强迫皇上的意思。皇权时代，这种事可是大逆不道，一旦败露后果不堪设想。袁世凯当然感到害怕。
后来，谭嗣同为了给袁世凯打气，便拿出了皇上9月14日的密诏给袁世凯看，这更加重了袁的疑惑：一是密诏未用朱笔，而是黑笔所书；二是诏中并没有杀荣围园的意思。对此他提出质疑，谭嗣同解释说，朱谕现在在杨锐手中，这份是林旭抄给他看的，原诏中杀荣围园都写得很明确，云云。
袁克文在《三十年闻见行录》中写道，谭嗣同拿出密诏后，他父亲袁世凯起初沉吟了一下，谭嗣同忽然站起，自袖中掏出短枪指着袁世凯问：“公肯奉诏吧？如肯，望立行，不肯也快说，为什么迟疑？”
说这话时，谭嗣同语调严厉，目光逼人。袁世凯并不慌张，微笑而答：“帝诏怎敢违？不是我迟疑，实是在考虑如何执行。”
谭嗣同听了这话，脸色和语气便和缓下来，也笑道：“我知公忠贞，必无他志。刚才是试公胆量，果然真豪杰也！盼速奉诏行事，免生他变。荣禄这个逆贼奸滑，千万不能被他察觉。大事定后，公富贵不可量也！”
最后，谭嗣同提出与袁世凯共同盟誓。袁世凯从之，两人北向而拜，共同盟誓。
以上文字简直就像一部惊险小说。袁克文为文多夸张，且意在为其父涂脂抹粉。不过，从诸多材料看，袁世凯那天夜里并未拒绝谭嗣同的请求。据《南海康先生传》中说，当谭提到杀荣禄时，袁世凯说：“杀荣禄如一死狗耳！”不过，在具体行动办法上，他提出自己的兵马都在小站，离京二百多里，行动起来，恐走漏风声。他说，最好的办法是，天津阅兵时，皇上驰入我营，我便可以名正言顺诛讨逆臣。
袁世凯这样说，实际上是在应付谭嗣同。事后袁世凯也不否认。他说，谭嗣同是天子近臣，不能得罪，当时只能“多方应付”，先把他支走。9月20日（八月初五），即谭嗣同来访的第二天，在向光绪请训之后，袁世凯已经没有时间再犹豫了。他必须做出抉择，要么站在皇上一边，要么站在太后一边。现在，最重要的问题是，必须弄清楚谁是最后的胜利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