的原因，官场的说法是“狷介”。狷介，指的是性情正直，洁身自好，不与人苟合。地方上出现海瑞这样的“模范官员”，“巡按监司交章荐之”。这种认同，显然是在官场，而不在民众。直接将海瑞引荐进官场的，则是当年的顶头上司朱衡。教谕海瑞，给学政朱衡的印象太深了！
县令海瑞，又会带来什么轰动效应呢？最显性而又最普遍的回答是：清廉。
贪腐，是封建官场上的“流行病”。越是腐败的王朝，越会出现“清廉”的主旋律，彰显出贪腐这个时代主题。但历史上，又没有哪个王朝冒出制度上的考量，自己把自己关进“笼子”，好忽悠的一张牌通常就叫“清官”。太祖时代，砍下无数颗人头，剥下无数张人皮，但是制度上考量的少，吓唬人的成分重，所以事实上的明朝，清官依旧极为罕见，尤其像海瑞这样还坚持一辈子的。正因为如此，清官总显得比较紧俏。
中国历史上的著名清官，只有海瑞能与包拯齐名。但同为清官的包拯与海瑞，清廉的内核是有差异的。包拯的清廉有着浓厚的“民本”色彩，海瑞的清廉则是鲜明的道（理）学精神，其“天理人心”的内圣追求，是为了“保国保天下”的外王事功，从而表现出对明太祖苛严治吏制度的恪守，对太祖时代忠诚的信仰与怀念，并由此呈现出更多的差异。回归太祖时代，海瑞一生执着而失败地追求着。
身为一县之主的海瑞，按理应该与包拯一样，以为民办事或为民作主闻名。但事实上没有，因为他不能明察秋毫，料事如神，办理奇案远没有包拯式的传奇，也没有包拯的断案技巧。海瑞办案，不是包拯式调动各种刑侦手段一查到底，而是“两害相权取其轻”——对那些疑案，他不是慎重调查，而是根据封建礼法的要求，做出道德式的判断，甚至连封建王法都不顾，更谈不上法治精神。从公平、正义的角度来看，无论屈谁也都是不公平的。
但海瑞自己根本就不这么认为，《海瑞集》中他这样说：“与其屈兄，宁屈其弟；与其屈叔伯，宁屈其侄；与其屈贫民，宁屈富民；与其屈愚直，宁屈刁顽。事在争产业，与其屈小民，宁屈乡宦；事在争言貌，与其屈乡宦，宁屈小民。”
这种断案方式，理论上的赞成率有百分之五十。考虑到弱势群体的份额，实际赞成超过三分之二肯定没问题。所以，如果要作民意调查，海瑞依然是个好官。更为深刻的是，海瑞的这种治理方式与明太祖的治国理念，又有着惊人的一致——太祖，平民出身，体恤下层是他的特点，跟“民本”思想有一点区别。
仅以把事情摆平当作履行公务，海瑞肯定是成不了政治明星的。海瑞再度成为政治明星，完全与公务无关，而是因为一次非常著名的买肉事件。海瑞到淳安当知县，非常穷，菜自己种，更舍不得吃肉。有一次，母亲过生日，海瑞买了两斤肉。卖肉的屠夫兴奋不已：没想到这辈子还做了笔海县令的生意！
这条消息，居然还传到了总督胡宗宪耳里，也载入了《明史》。
一县之长，穷得买不起两斤肉？明代官员工资实际上并不低，打开《明会典》可以发现，七品县太爷每年实际领到手的，有十二石大米、二十七两银子和三百六十贯钞。三百六十贯钞，当官的可以买到三十六石米，当然，换成老百姓也许就买不到这么多了。
除了俸禄，海瑞老家有四十亩田产，一年约有地租收入三十两银子。
海瑞在淳安当的是县令，住房是公房，明代县令住宅的装修和家具，用的也是公费，出行有官方驿站，无需自己掏腰包。海瑞的家庭支出只剩下生活费用：按照明清人的说法，成人一天吃米一升，海瑞十二石禄米可以管吃。海瑞当年生活在比较偏僻的淳安，这个地区的生活费用，有相关学者做过推算，大致每年每户（以一家五口计）需口粮十五石左右，油盐菜蔬约需银七两，穿衣用布约需银三两，燃料约需银三两。以海瑞的合法收入，过上小康生活并不困难。
当时买两斤肉要多少钱？按照海瑞自己的说法，“猪肉二十五斤，价银五钱四分。”换算成现在的人民币，每斤不到十块钱。给母亲过生日，海瑞穷到掏不出二十块钱？
这个问题很难论证，他当时的领导也不相信。嘉靖四十年（1561年）冬，海瑞到北京听候吏部考核，拜见吏部侍郎朱衡。老领导看他穿着一件破袍子，很不高兴：你即便是穷，也不至于穷得连一件官服也置办不起吧？！
朱衡的话，有点刻薄。回来后，海瑞便置办了一件绢做的新服。
海瑞的穷，其实是相对其他县令的。正常县令，应该是全县数一数二的富人，不至于县级“福布斯排行榜”榜上无名。但是，《严师教戒》中的海瑞与县令海瑞，始终是同一的。当《严师教戒》中的海瑞成为县令海瑞时，他也并非要刻意制造官场轰动，而是他很快检测出官场的又一种病：常例。
什么是“常例”？不是官员收受贿赂，而是历年官场留下来的惯例，包括出台土政策乱收费。常例的核心，在于“常”。习以为常，大家都这么做。有这个“常”，海瑞就不会“穷”，